“一人经济”与房价

原创 刘远举

中国的单身人群正在不断增加。

一人住、一人吃、一人游 ,年轻人独自一人在大城市打拼,似乎成为了“时尚”。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,2018年我国的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.4亿人,其中有超过7700万成年人是独居状态,2021年的最新数据预计会接近1亿。

一般来说,单身是一个暂时性的概念,即成年之后到结婚之间这段时间。不过,随着结婚年龄的延迟,这个时间段变长了,所以单身人群的比例也增加了。

在2005~2018年间,上海平均初婚年龄从25.3岁推迟到30.65岁,女性推迟的幅度更大,从23岁推迟到28.81岁,推迟了近6岁。

2017年,江苏的平均初婚年龄达到34.2岁,杭州男性平均结婚登记年龄为33.1岁、女性31岁。相比往年的平均结婚年龄,都有增长的趋势。目前,25~29岁群体正接替20~24岁人群,成为新的结婚“主力军”,高年龄层段(40岁以上)结婚登记占比也大幅上升。

按照中国的规定,迟于法定婚龄三年以上结婚的是晚婚,即男性25周岁、女性23周岁即是晚婚。所以,现在可谓全民皆晚婚。

这里面大多数人,只是延迟结婚,但终身不婚的人也有。中国缺乏相关数据,可以看看日本的情况。人到50岁未婚,基本上意味着一辈子不会结婚了,日本政府2015年的人口普查专门统计了这个数据, 50岁以前从未结过婚的男性比例为23.37%,女性为14.06%,分别是1985年的5.8倍和3.3倍。

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首先,新一代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提高,追求独立自由,认为婚姻是束缚,同时,他们的经济能力也让他们有能力去践行自己的观点。

其次,社会在发展,社会思想观念的包容性也增加了。这其中,女性的解放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不断增加的经济独立性,使得女性不必再为经济原因选择结婚。有了事业之后,要想让她们放弃事业,选择结婚、家庭,机会成本无疑加大了很多。

高婚育成本也阻碍了年轻人组建家庭。买房、买车、彩礼都加大了结婚的成本,还有婚后生育、养育孩子的一系列成本,都使很多人不想结婚。即使想结婚,也需要在经济上有一定积累之后,才有能力进入婚姻。所以,相对来说,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,而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。

但欠发达地区,特别是农村,也有自己的问题,那就是性别失调。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,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,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;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,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。

按照中国的婚姻模式,男方要在经济、社会地位上比女方略高。这对农村女性而言,进入发达地区、大城市,找一个经济条件比自己好的男性,这不是什么问题。但对农村男性而言,进入城市之后,很难找到配偶,而本身与自己条件相对匹配的女性,又与城市男性结婚了。这就造成农村产生剩男,而城市多是剩女。

还有一个原因是,网络消解了孤独感。虚拟恋人、树洞倾诉、社交软件、游戏、短视频,回到家中,人们还有如此多的事情可以做,还可以持续地与人在线交流。虚拟空间的交流,替代了现实的交流,人就不会觉得孤单。

在现实中的婚姻往往是“捡起最大一块石头”,但世事难料,人总会觉得似乎有更好的在后面。社会抬高了人的欲望,并鼓励人们去追求更高更好的目标。这是一个金钱的世界,一些人被炫富视频调高了胃口,而另一群人则被美颜抬高了期望。于是,期望中的那最大的一块石头变得更大,也更难以寻获。

随着单身人口日益庞大,这个群体产生出新的消费观和消费业态——单身经济。

单身青年更倾向花钱追求高品质的生活。他们注重感情寄托,在就餐、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,比如,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一场一个人看的电影,一顿自己吃的丰盛大餐。根据尼尔森发布的数据显示,42%的单身消费者为“悦己”而消费,而非单身消费者这一占比只有27%。

有需求市场就会满足,产生出新的产品与服务形态。在餐饮业,半份菜品、单人食盒、自热小火锅、一斤装的大米、200毫升的红酒、迷你小火锅等针对单身消费的产品正在涌现。

数据显示,我国目前有184家企业的名称、经营范围、产品服务或商标中包含“一人食”。2020年,全国范围内“一人食”相关企业新增注册79家,年增速达82.29%。

人总是需要陪伴的,宠物成了一个比婚姻更低成本的选择。根据《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》报告,2019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元,较去年增长18.5%,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成都消费规模达486亿元。这当中,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,未婚人群占比达57%。

不过,一人经济之下,并不全是繁荣与喜剧。单身有很多实际的困难,今年3月初,北漂女孩被困浴室三十小时才引来邻居的关注。当然,这些问题不难解决,真正的问题来自社会层面。

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《中国发展报告2020: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》显示,从2035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,根据预测,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3.8亿,占总人口比例近30%;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5亿,占总人口比例超三分之一。

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恶性循环:

不婚率上升、延迟结婚→生育率下降→少子化→老龄化→抚养比增大、拖累经济→下一代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加大→不婚率上升。

这个循环不断进行下去,直到爆发社会危机。

“2050年”“老龄化”,这些事似乎非常遥远,但其实那时的老人,就是现在的90后。所以,这一代年轻人的潇洒会在几十年后,不但会让自己老年生活陷入困境,也会导致社会问题,还使下一代人背负沉重的负担。

这当然不是指责。个体层面的任何选择都是个人自由,应该得到尊重,但这并不等于在社会层面是合理的。同样的,短期理性都是合理的,但这并不等于在长期理性上是合理的。

社会观念的改变也是非常重要的,很多社会意识需要唤醒,才能把长期理性与短期理性连接起来,把个体选择与社会选择协调好。虽然,这就如同给一个高中女孩讲,她喜欢的男生,虽然很帅、打篮球很好,但没有上进心、成绩不好、性格暴躁,能起到的作用不大。但该说的话应该说,也未必一定无用。

更重要的是,公共政策的作用,本来就是连接长期理性与短期理性,协调集体选择与个人选择的。

对中国而言,首先要做的是,从居住、就业、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。相比其他的零碎政策,最根本的政策,是住房政策。这是中国独特的、关键性的生育抑制因素,而这个因素长久以来被忽略了。

在大城市的年轻人,想要结婚,按照中国的现实,他们需要买房。这不仅是观念问题,而是实际问题,因为房屋牵涉到很多市民权利,比如孩子的入学。但大城市房价高昂。这就会阻碍结婚欲望,延迟结婚年龄。

对在大城市打拼的很多年轻人来说,结婚就需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城市,这就意味着与现在的生活告别,也意味着不是同一个省市的恋人,有一方要去熟悉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。在这个选择面前,很多人会把婚姻拖延下来。

即便他们结婚了,他们面临的对婚育的抑制、惩罚还没有结束。

一对年轻夫妻,生育二胎,长辈会来帮忙带孩子,这意味着需要更大的空间,他们就会寻求改善居住条件。但是,此时他们会发现,因为生育了第二个孩子而产生的改善性需求,会遭遇双重惩罚。

一般来说,这时的他们往往已经有了第一套房子,凡是贷款买过一套房,哪怕先卖掉,再购入第二套房,也会被视为第二套。于是,本是一个基本生活所需的改善型需求,就会被视为炒房,首付比例会从30%提到70%,同时,税费、利率也更高。

如果贷款300万,30年还清的话,利率提高10%,相当于每个月要多支出1000元。如果每个月1000多元,还能接受的话,那么,更高的门槛,则来源于首付。被认定二套之后,首付会从30%提升到70%,如果是一套500万的房子,这相当于要多付出200万的现金,这对于大多数家庭,是一个短期内无法翻越的门槛。而且,在一些城市,面积越大,税费越高,而二胎家庭往往6个人三代同堂,需要面积更大。

所以,在住房政策上,实际上仍然在惩罚生育欲望,既然如此,生育意愿自然不高。

房住不炒的政策当然要坚持,但这个词,顾名思义,第一是“住”,“住”是前提,是房屋本来的用途。“不炒”是为了抑制房价,让房屋回归“住”的本质,而这个住,当然包括生育二孩所产生的基本居住需求。

土地是财富的源泉,是经济的基础,是繁衍生息的必须,不管是结婚、生育,都离不开土地,离不开房子,解决“一人经济”背后的长期危机,也需要由此入手。

责任编辑:梁斌 SF05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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